范冰冰與王學兵2017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最終有148.63萬人通過報名資格審查,較去年增加9.17萬人,國考報名再度“升溫”。 記者了解到,未將談判藥品納入醫(yī)保的省份,享受不到談判后的價格。部分省份已出現(xiàn)跨省買藥的現(xiàn)象。 上海、接連出臺,電動滑板車、平衡車等滑行工具上行駛,否則將處以10—50元的罰款。 2013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在“特別程序”一編中,了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其中包括刑事和解適用范圍、方式內(nèi)容和法律效力,刑事和解程序正式為我國刑事立法所確認。2014年《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座談紀要》就刑事和解等相關制度的貫徹執(zhí)行進行了說明。鑒于司法實務對適事和解制度出現(xiàn)了部分問題,下面筆者將結合具體工作實踐,對審查起訴階段如何正確適用該程序作初步探索。 根據(jù)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的,公訴案件當事人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真誠的基礎上,通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提供特定服務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諒解后,并在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基礎上,由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輕緩化處理的制度。和解的主體是刑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和解的表現(xiàn)形式是雙方自愿達成和解協(xié)議。和解的內(nèi)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誠,對被害人情感的撫慰及民事賠償。 新刑事訴訟法第277條了適事和解的案件范圍,即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通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1)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2)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nèi)曾經(jīng)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的程序。 因為公訴案件中的和解是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和解,其結果是國家公對個利進行有限讓渡,因此公訴案件適用和解程序有嚴格的適用條件。根據(jù),該程序只能適用于兩類公訴案件。一類是故意犯罪公訴案件,有三方面的:一是案件起因,只能是因民間糾紛引起的,如家庭糾紛、鄰里糾紛、財產(chǎn)糾紛等;二是輕重程度,只能是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單處附加刑的案件;三是犯罪種類,只能是屬于刑法第四章、第五章的的人身、財產(chǎn)的犯罪,但是第四章侵害的犯罪,因此類犯罪對刑法的社會關系往往損害較大,一般也不是因民間糾紛引起,因此不宜適用和解程序。另一類是犯罪案件。犯罪案件適用和解程序也有兩方面的:一是由于瀆職犯罪法益的重要性和一般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不得適用和解程序;二是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此外,還要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存在“五年以內(nèi)曾經(jīng)故意犯罪”的適用情形。 刑事訴訟法第278條:雙方當事人和解的,機關、人民檢察院、應當聽取當事人和其他有關人員的意見,對和解的自愿性、性進行審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協(xié)議書。 關于和解的方式,可以是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也可以由人民調解委員會、當事人所在單位或同事、親友或個人調解后達成和解。為和解的自愿、,機關、人民檢察院、應當聽取各方意見,對和解的自愿性、性審查無誤后,主持制作和解協(xié)議書。關于和解的內(nèi)容,當事人雙方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真誠的基礎上,可以就被害人一方是否要求或同意機關、人民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理達成一致,但不得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量刑等事宜進行協(xié)商。 新刑事訴訟法第279條:對于達成和解協(xié)議的案件,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 刑事和解貫穿于刑事訴訟過程中,司法機關對所在訴訟階段達成和解的案件具有從寬權或者決定權。對于機關而言,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對犯罪嫌疑人從寬處理的權;對檢察機關而言,在審查階段,對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xié)議的,可以作為有無社會性或社會性大小的因素予以考慮,經(jīng)審查認為不需要的,可以作出不批準的決定,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向提出對被告人從寬處理的量刑權,也可以對符定條件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權;對審判機關而言,可以采納人民檢察院的從寬量刑,也可以依法對被告人作出從寬判決。 刑事訴訟法雖然了刑事和解的范圍,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第510條再次細化上述,但對于由“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微刑事犯罪”的仍然沒有足夠的細化,民間糾紛的范圍很廣,實際上也非�；\統(tǒng),在審查起訴階段,具體到個案是否適用以及如何適用的問題上,缺乏指導性和可操作性的具體細則。如果不能確保同等情況同等對待,那么刑事和解的性必然受到質疑。 在審查起訴階段,對已達成刑事和解的案件,存在二種處理結果,一種是起訴,另一種是不起訴。起訴與不起訴對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有著質的區(qū)別。但是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對案件應適用哪種處理結果沒有,在案件處理上可能出現(xiàn)因個人認識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也會導致群眾對法律性的質疑。在《座談紀要》中機關可以就某些案件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撤銷案件,但是對于在偵查階段未處理完畢的刑事和解案件,則機關應當移送檢察院,這就出現(xiàn)了犯罪嫌疑人一方不愿意在審查起訴階段選擇適事和解制度,使檢察機關處于尷尬境地。 刑事和解不可避免會涉及經(jīng)濟賠償,司法實踐中,有人會賠償數(shù)額的多少影響司法機關從寬處理的幅度,有花錢買刑的嫌疑,容易造成司法不公;另一方面,因經(jīng)濟賠償多少影響刑事和解制度適用,這樣也會出現(xiàn)被害方漫天要價的情形,所以刑事和解容易成被害人鉗制嫌疑人的一種工具,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公與不安。因此,如何保障經(jīng)濟困難的犯罪嫌疑人平等享有和解的、科學合理達成賠償數(shù)額也是檢察機關適事和解程序的難題之一。 現(xiàn)有的法律設置缺少賠償不充分時的救濟途徑。目前的法律,被害人只能從加害人處獲得經(jīng)濟賠償,當加害人不能充分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時,和解往往面臨終止的命運,不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使刑事和解制度成為空談。國家救濟途徑的缺失,極易導致被害人和加害人在賠償和刑罰對待上的不平等。 檢察機關在適事和解程序時,要加強規(guī)范,注重程序。應制定《刑事和解工作操作規(guī)程》,細化刑事和解的啟動程序,避免任意性和隨意性。明確檢察機關的角色定位,給雙方當事人搭建一個良好的溝通平臺,不越位參與雙方的和解,在嚴格審查犯罪嫌疑人真誠表現(xiàn)的同時,要對雙方強調被害人對犯罪嫌疑人的諒解只是為司法機關處理案件提供參考,這種諒解意愿不能排除刑事責任的內(nèi)容,切實給當事人雙方留下公平、的形象。同時,應對好刑事和解的情形。在處理這樣的案件時,可以要求賠償款一步到位,盡可能不要出現(xiàn)分期付款的問題,對確有履行誠意但即時給付有困難的,可采取分期給付的方式,但在協(xié)議中應增加履行協(xié)議書,以和解協(xié)議的履行。 在適事和解制度過程中,應進事和解案件的風險評估。有些被害人會因為擔心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判決金額低于和解賠償金而勉強接事和解,有可能出現(xiàn)因獲賠情況不理想而涉檢的道。因此公訴部門在適事和解程序前,要嚴格審查案件法律適用是否得當、被害人的和解意愿是否真實、賠償款項是否能落實到位、刑事訴訟能否順利進行等綜合情況做全面評估,才能有針對性對案件作出從寬處理。 一是內(nèi)部監(jiān)督。本院內(nèi)對審查起訴階段的刑事和解案件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實行由紀檢監(jiān)察部門抽查的內(nèi)部督查機制,另一方面,建立刑事和解案件的備案審查制度,上級檢察機關加強對下級檢察機關的監(jiān)督考核,在考評中有所體現(xiàn),以及時掌握情況,糾正偏差,引導實踐。二是外部監(jiān)督。首先,在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jiān)督權的同時,賦予當事人以提請復議、復核的,確保當事人救濟途徑暢通。其次,將人民監(jiān)督員納入刑事和解調解第三人范圍,使刑事和解置于陽光監(jiān)督之下,保障和解的性。再次,要確保刑事和解協(xié)議的執(zhí)行效力,減少加害人的僥幸心理,增強被害人對刑事和解的信心。 對于刑事和解后符定情形作不起訴處理的犯罪嫌疑人,除恢復被害損害外,還需要促進加害人回歸社會,修復社區(qū)關系。公訴部門可以建立刑事和解犯罪嫌疑人檔案資料,與同級的社區(qū)矯正部門進行工作對接,督促其充分發(fā)揮社區(qū)矯正工作的作用,通過各種幫扶措施,幫助被矯正對象重新步入生活正軌,使刑事和解制度真正發(fā)揮自身應有的功效,達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新聞排行 編輯推薦 公訴實踐中,公訴人員應當樹立公訴的執(zhí)法。因為是司法之源,從立案開始,偵查人員就要面對,公訴人員審查起訴的整個階段更是圍繞展開,庭審中控辯焦點也往往是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提起公訴的標準是“確實、充分”,但對于如何界定充分沒有更具體的細則,所以實踐中公訴人員經(jīng)常就此產(chǎn)生分歧爭議。所以,實踐中,有的公訴人員以案件缺少什么,什么沒有調取到為由對案件提出存疑不起訴,有的公訴人員在對案件已經(jīng)形成內(nèi)心確信的情況下,為了使犯罪的體系更加牢固,列出還可能收集到的有罪,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以求偵查機關窮盡所有可能收集到的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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